当“昆仑纵队”在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任弼时（化名史林）的率领下牵着胡宗南十几万军队在陕北黄土高原的沟梁峁岔中兜圈子的时候，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来到冀西地区阜平、平山一带，这里是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行动为党中央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战略决战指挥所。

西柏坡，毛泽东在这个小山村调动千军万马，并取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打开了通往新中国的大门。

为保障即将举行的战略决战，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成立了中央保密委员会，加强了对保密工作的领导。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早的统一领导保密工作的专门组织，意味着对保密工作的领导从分散走向集中统一，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保密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不管保密工作的体制怎样调整，保密纪律，始终被一丝不苟地执行，成为护持解放战争决战决胜的一面坚盾。

选定西柏坡

1947年3月18日，党中央毛主席主动撤离延安，29日在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将党中央分为两部分即中央前委、工委，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先期离开陕北，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中央又决定成立以叶剑英为书记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率中央及军委大部分工作机构留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地区。

中央工委来到晋察冀后，聂荣臻极力挽留。原本要前往太行（晋冀鲁豫解放区）落脚的中央工委经中央前委同意后决定留下来。中央工委不走了，驻地选在哪里？经中央工委办公处机要科科长兼朱德机要秘书潘开文、卫士长齐明臣和晋察冀军区副官处处长余光文等人的认真考察，最后将驻地定在西柏坡，其中考虑的因素，首先是安全保密：西柏坡前临滹沱河，右倚太行山，坐落在一个马蹄形山弯里，村子不大，群众基础好，便于保密。同时，西柏坡为与平原交接的浅山区，便于与各解放区联络，距离当时敌占的石家庄尚有70公里，若敌进攻，可退入深山；当地经济基础较好，能够支持较大机关驻扎等。中央工委进驻后对外称“工校”（或称“工人劳动大学”“劳大”），刘少奇任“校长”，化名胡服，朱德的公开身份是“校董”。

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西柏坡后，沿用了“工校”的代号。这一代号一直到中央进驻北平香山仍在使用，竟引得不少年轻人想要报考。当然，这是后话。

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党中央被迫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经过各解放区军民半年多的奋勇作战，到1947年底，各野战军相继发起进攻，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主动权转到中国共产党手中。在华北，随着晋察冀解放军连续取得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西柏坡周边大环境的安全性骤然上升。中央十二月会议遂作出决定：中央前委、后委要与工委合而为一，会师于西柏坡。1948年3月3日，西北野战军胜利结束宜川战役，陕北局面大为改观，中央前委牵制胡宗南的任务已告完成。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秘密东渡黄河。

保密上步步谨慎，尤其对中央领导要采取严格的保密保卫措施，这是十分明确的纪律规定。毛泽东一行渡过黄河后，沿途在严密的保护下，穿过晋西北经雁门关、五台山来到晋察冀阜平县的西下关村。

吃过晚饭后，毛泽东提出要见当地老乡，周恩来担心天黑有危险，代为慰问乡亲们，见面时当地干部不介绍周恩来的身份。

在阜平城南庄，毛泽东、周恩来等召开了小型的土改座谈会，会后周恩来谆谆叮嘱参加座谈的3名县委书记：如果有人问起是否见到毛主席，应该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原河北省副省长（时任冀中献县县委副书记）韩启民在《难忘的西柏坡之行》一文中回忆：在中央妇委门前见到毛主席时内心无比激动，但在公开场合又不能表达出来。

仿佛是为了证明这种如履薄冰般谨慎的必要性，危险以突然的方式降临。5月18日早晨，在城南庄，熬了通宵的毛泽东刚刚休息，一架野马式战斗机、两架B25中型轰炸机突然窜至城南庄上空。聂荣臻等人迅速用担架将毛泽东抬进后山的防空洞，4颗炸弹随即落下来，其中一颗在院内爆炸。如此精准的轰炸，使大家意识到是内部泄密造成的。当晚，毛泽东等人摸黑转移到10里外的花山村，那是一个抗战时的堡垒村，位置十分隐蔽。8天后，毛泽东前往西柏坡，与其他几位中央书记会合。

记者来到城南庄这座闻名全国的小院——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五六百平方米的院子，有三排房子，毛泽东住在最里一排。院中一棵挺拔的老槐树下有一个浅弹坑，距主席住的房子仅10米左右，房前碗口粗的廊柱上有三四个弹片打出的小洞。该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告破，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灶司务长刘从文和大丰烟厂经理孟建德告密所致。两人已被国民党军统保定站策反，最终受到了严厉制裁。

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馆员赵福山告诉记者，在西柏坡，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领导整体上处于保密状态:“中央和军委在西柏坡住了将近1年，附近的老乡发现这个院子老同志多，当官的多，带短枪的警卫多。但都是谁，多大官，却不知道。地方政府99%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中央在西柏坡。”

成立中央保密委员会

西柏坡首先让人联想到的是大决战。

面对日益于我有利的战争形势，中央和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

为迅速将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948年9月，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为即将举行的战略决战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作准备。会议明确提出加强中央对各大区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纪律性的要求。

早在1947年7月，中央即成立中央机要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又筹备成立中央保密委员会。1948年5月，中央保密委员会在西柏坡成立，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早的统一领导保密工作的专门组织。随后颁布的《中央保密委员会章程》规定：中央保密委员会是“协助中央、军委进行有关我党我军机要电讯保密事宜，成为中央秘书长及军委总参谋长领导保密工作之直接助手”。

中央保密委员会的总负责人为周恩来、任弼时和杨尚昆，主任为李克农，委员为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中央军委二局局长戴镜元和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处长李质忠。大战在即，成立统领全党全军的中央保密委员会，说明党中央看待保密工作，尤其是机要、情报、通信领域的保密工作，已经上升到战略、核心的高度，以适应接下来的战略决战。

地动山摇的战略决战就在表面上的平静中悄悄地做好了准备。东北野战军几十万大军以及大量装备、弹药和粮秣通过铁路输送，采取用“闷罐车”运输以及各种保密措施，隐蔽进抵锦州外围。同时，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还要求师以上部队在行动7天内，电台仍留在原地与上级保持电讯联络，给敌人造成我军“一切如常”的错觉。

三大战役期间，各野战军加强纪律性，严格落实保密要求；在西柏坡的中央和军委也积极发挥表率作用。毛泽东亲拟电报稿，经常通宵达旦，最多时一夜要写七八份，辽沈战役期间，他写了46份电报，淮海战役63份、平津战役89份，而且都亲自与机要员进行文电交接，为身边工作人员树立了严格保守秘密的榜样。

三大战役期间，总部报务员的发报量是延安时期的一倍以上，为防密集的电波信号泄露中央和军委的位置招敌空袭，将多部电台分散布置在西柏坡周边四五公里之外，除特急的4A电报用专线电话转述外，其余都是用人工传送。

中央和军委在西柏坡期间，共指挥了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内的战役24次、大小战斗190余次，共消灭国民党军队230余万人，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将战争推进到长江沿岸，造成了向全国进军之势。

国共大对垒、大决战，既是政治、军事的对抗，又是保密的较量。胜者，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

向着新中国前进

西柏坡及其周边还是新中国的演练场。为搭建起人民共和国大厦，这里开启了许多个“第一”：第一部《婚姻法》在这里起草、第一次解放区土改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第一版人民币在这里印刷发行、《人民日报》在这里创刊……

在这里，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使华北成为解放全国强大的后方基地，勾画了共和国的雏形。

在这里，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统一发行了真正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主权货币，为旧中国经济止血，为新中国建设输血。

在这里，人民政协制度奠基。1948年春，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迅猛发展，召开新政协的时机已近成熟。中央于4月30日在西柏坡发布《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得到了热烈响应，在中共中央的精心组织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掀起一场由国统区和香港奔向解放区、奔向光明的大出走行动。在大部分民主人士集中的香港，港英当局、美国、国民党出于各自目的，千方百计阻挠民主人士北上。一场民主人士北上的秘密行动，在几方势力的较量中上演。为了安全离港，民主人士纷纷进行巧妙的化装，大家纷纷扮成苦力或变身阔佬各色人等。民革主席李济深声望高、目标大，被各方盯得紧，中共地下组织巧施连环计，使李济深终于成行。根据当时的情况，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香港乘船走我党开辟的海上秘密航线到大连；二是从北平经华北局城工部的秘密交通线进入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

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1949年3月22日，毛泽东照样忙碌着，处理在西柏坡最后的事情。他在次日将要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新闻稿中特意加上了一句话，点明了全会“在石家庄附近举行”。在保密第一,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的岁月里，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中共中央的位置。

七届二中全会后10天，毛泽东率领中央离开西柏坡北上“进京赶考”。保密工作继续护航，伴随党中央和军委走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道路的“最后一公里”，迈向了新中国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