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49年后，国民党的反共内战遭到了惨重失败。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把部队向南京移动，上演了“逼宫”一幕。蒋介石于无可奈何之际，被迫第三次宣布下野，李宗仁当上了南京政府的代总统。

作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地方势力，桂系一直是蒋介石所要打击和排挤的对象。这就注定了军统、中统在历史上便与桂系仇隙颇深。在国民党内历次斗争中，桂系也一贯把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当作攻击的对象。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后，毛人凤出任局长，为改变戴笠时期树敌过多的局面，他曾一度有意与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缓和关系，但桂系并不领情，所以保密局与桂系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桂系掌握大权后，毛人凤忧心保密局的日子以后不会好过。而他更担心的是，由保密局不久前策划的暗杀李宗仁的阴谋万一曝光，恐怕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以保住。

在奉化溪口，蒋介石指示毛人凤辞去保密局局长的职务，让李宗仁接管保密局，让和桂系交好的副局长徐志道去同李宗仁、白崇禧打交道，但组织不能丢。他要毛人凤亲自去pt老虎机游戏布置，给李宗仁、白崇禧“留个门面”。

在正式宣布辞职之前，毛人凤首先通过亲信对保密局各地方组织发布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保密局人员只能服从他的命令。接着，他召来了副局长徐志道和福建站站长林超，向他们通告自己准备辞职的消息，并决定由他们分别接任正副局长。他交给徐志道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名单，说明是保密局应李宗仁提出的局本部南迁广州的要求赴广州之人员名册。

徐志道突遭升迁，正在琢磨其中的内涵，看了这份名单后便恍然大悟，原来，那份名单上所列的92个人员，全是局内的一般文职人员，并无一个外勤人员和组织，是用来装点门面糊弄李宗仁的。一切仍在毛人凤的控制之中。

设置好假保密局的伪装，毛人凤又着手处理真保密局的善后工作。他首先命令亲信、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将重要档案和文件封存好，派专人送往台湾。同时，着手将保密局本部大部分人员及机构分批由南京撤往pt老虎机游戏，并在pt老虎机游戏成立一个办事处，继续指挥各地保密局外勤组织的活动。pt老虎机游戏办事处实际上成为真正的保密局指挥中枢。等到pt老虎机游戏办事处布置完成，毛人凤才正式向李宗仁辞职，并由徐志道接任局长。

为防止李宗仁追查保密局档案资料的下落，毛人凤一手策划了焚烧南京洪公祠1号局本部大楼的计划，这座抗战胜利后新建的保密局大楼便在一场烈火中化为灰烬，同时保密局所有的档案就此“失踪”。辞职后，毛人凤便赶赴pt老虎机游戏，为了避人耳目，他把手下原来的八大处机构全部降格为组。

毛氏保密局和徐氏保密局，一真一假，本来是蒋介石耍的一个手腕，孰料却由此引发了一场真假保密局大战。

此时，虽然徐志道的保密局只是个空架子，不执行任何秘密任务，但由于它是正宗，同国民党国防部的日常交道和领取经费等工作都由其负责，故有财权和方便的活动余地。在开始阶段，徐志道不得不听命于毛人凤，将领到的经费汇到pt老虎机游戏办事处，供毛使用。可当徐氏保密局随国防部南下广州后，他便凭借手中掌握的保密局印信，领取经费后不再交给毛人凤，而是截留下来，用于成立自己的外勤组织，同毛氏保密局相抗衡。

徐志道计划首先派人潜往广西十万大山一带，收编那里的地方土匪武装，作为外勤人员分派到各地。同时，又以广州为中心，向其他地方派出人员，组建情报小组，作为情报搜集来源。徐志道假戏真做，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了。

为了维持pt老虎机游戏办事处的运作，毛人凤决定依靠自身力量筹措经费。他指示手下干将邓葆光、刘文雄组织套汇走私机关，从事黑市交易赚钱自用。与此同时，他又主动派人去徐志道处说合，试图说服徐志道回头。

1949年3月，毛人凤的亲信、重庆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赶到广州。廖宗泽同徐志道颇有私交，此行是奉毛人凤之命前来做说客。徐志道对此产生了犹豫，觉得不可能一下子达成目的，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但他又不想向毛人凤全面让步，故最后勉强同意，将所领经费交给毛人凤小半部分，自己截留大半。

毛人凤同徐志道的这场争斗，最终以徐志道的妥协而告终。不久，国防部被迫由广州迁重庆，徐志道带着“假”保密局亦随同去了重庆，而那些初建和正在组建的外勤组织就只好丢弃不管了。

这期间，国防部一再裁减人员，徐志道无力招架。到1949年11月，当徐氏保密局逃到成都时，就只剩下徐志道和毛人凤的亲信而后又成为徐的“反毛同盟”的黄逸公等几个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黄逸公又重新向毛人凤示好，企图随保密局本部一同撤往台湾。毛人凤痛恨黄逸公背叛自己，命令其继续留在大陆工作，而这无异于送死。后来，黄逸公被迫逃往西昌。

在成都解放前夕，徐志道逃往台湾，两周后转任“国防部参议”，不久被令退出现役。而此时，毛氏保密局早已在台湾“复业”了。

内政部调查局（前身为中统）的崩溃和毛人凤保密局在台湾“复业”，标志着国民党特务组织全面退出大陆。在中国现代史和国民党历史上的中统与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就此结束了他们在中国大陆活动的历史。

（作者：马振犊，原载于《保密工作》2015年第4期，选自《国民党特务活动史》）